1992年春节刚过，我受本埠资深老报人、地方志专家李泽之邀，参与他主持的一项宏大工程——《中国精神文明年鉴》的编撰工作。

　　我和李泽老相识由来已久，20世纪80年代中期，我在武汉市政协文史办编辑《文史报》，他那时为武汉文史委员会的特约编审，他的主职是武汉地方志的编委。李泽20世纪40年代毕业于武汉大学，新中国成立初期时供职于武汉市委机关党报长江日报，一直是骨干记者，改革开放后转战地方志事业。

　　花甲之年的李泽退出了工作岗位，他不仅没有开启颐养天年的模式，却在酝酿着一个比在职时艰难而宏大得多的工程。而在很多人看来，他这俨然是绠短汲深、力所不及，是“坐起不烧爬起来烧”。李泽不为所动，那时的他，仿佛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，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，他义无反顾地投入人生第二春的事业中。

　　李泽身材修长、恂恂儒雅，丝毫看不出他已经是60开外的老人。最为重要的是，他具有极强的领导组织策划能力，这是天赋所成，或许遗传于他做过国民政府阳新县县长的父亲。

　　我在同他的交往中，深深感受到了他缜密的思维和雄辩的口才以及善于交际的能力。也正是出于这样的缘故，我义无反顾地接受了他的邀请，从所在单位辞职和他一起“创业”。李泽长期从事记者工作，其夫人也曾经长期在湖北日报从事新闻工作，有着广泛的人脉关系和社会资源。他借助自己在中央的原中南局、湖北省暨武汉市的老领导，如张平化、王任重等人的关系，几乎是单枪匹马地挑起了《中国精神文明年鉴》工程的大梁。成立了由部分中顾委委员、湖北省部分卸任的高级领导出任顾问的编辑委员会；编委会主任由严济慈、张平华担任；李泽担任编委会秘书长兼编辑部主任；委员几乎涵盖了国家教科文卫各个领域。

　　我初加入这一事业时，李泽可谓一无所有，一无办公场地，二无办公经费，三无人员编制。但他却总在为加盟者勾画他的蓝图——“面包会有的，一切都会有的。”从酝酿到付诸实施，经历多少艰难甘苦，无以言表。从他而为的同志，也都是他早年间的朋友、同窗、同事，其中不少人是从单位或部门重要岗位上退休卸任的领导干部。利用这些关系，李泽辗转于武昌汉口间，编辑部最初在武汉大学软科学研究中心办公，由于各种缘故未能稳定下来。最终，在身患重病的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任重的关照下，湖北省委党校将其图书馆一间很大的阅览室无偿提供给编辑部使用。自此，编辑场地被确定了下来，前期准备工作开始紧锣密鼓地推进。按照分工，每位编辑都承担了一定量度的条目撰写任务。这一期间我的主要任务是统筹编务，督促进度。此外也承担稿件的编辑加工任务。鉴于年鉴参编者分散于汉口武昌，因此大家可以不用坐班，只是在每周五来编辑部集中，报告编辑进度及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。

　　虽然那时286电脑已经被一些大的编辑出版部门运用，但由于经费紧张，年鉴编辑部根本用不起，编辑整理所有资料都靠编辑们钢笔、糨糊加剪刀拼接而成。虽然有所选择，但举凡全国一年间的文化科技资讯多如牛毛，仅梳理这一环，就须耗费相当大的精力，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。除我之外，编撰人员成员最年轻的也已年逾五旬，最年长的已经接近八旬。但即使办公条件很一般，但丝毫也没影响到大家的工作热情。付梓前的文本，全用稿纸誊清。我审过一些篇目，撰稿者几乎都一笔不苟地完成誊清工作，不能不让人叹服。

　　虽然有一部分财政支持，年鉴的初期得以正常运转。那时的印刷，已经全面从铅与火的时代转入电子激光照排时代，北大方正照排系统和华光照排系统已经被投入到印刷领域。这样一部被冠以“中国”名头的工具书，必须从内容到印刷装帧质量上都达到相当高的标准和要求，但能够承接录入排版的印刷单位，如湖北日报、长江日报、武汉晚报，要价都不菲。为了既节省开支，李泽找到了他的一位毕业于北京大学的李姓朋友，他的这位老友在武昌广埠屯开了家北大方正产品代销点，可以以较低的价格购买存储软盘。而且这位老友的女儿在广埠屯720所计算机机房工作，能熟练驾驭计算机文字录入工作，因为是朋友相助，所以只是象征性地给了些报酬。我那时几乎隔两三天就要去广埠屯将考好盘的软件带回汉口，然后请打印社打印出校样，分发给各位编辑审读。记得那年的五月雨水特别多，孟庭苇的《冬季到台北来看雨》正是大热之际，我带着随身听，伴着风雨，每天在孟庭苇的歌声中南北穿梭，真是别有一番风味。

　　按照计划，8月就要将所有的文稿录入完毕，9月中旬就得找好印刷厂开印。10月就要首发。但计划赶不上变化，总有些意外的情况发生，使整个过程一波三折。

　　记忆最清晰而又最为痛苦的一次，是小李的计算机遭遇到了病毒的攻击。当时我就在小李旁边坐着，在“精神文明学研究与精神文明工作”这部分条目录入即将接近尾声时，只见屏幕上的字符仿佛是掉了线的珍珠一般，一个个支离破碎。要命的是，小李还忘记了存盘！没有任何挽救的办法。几个星期的努力顷刻间化为乌有，我在那一刻沮丧极了。李泽知道后，瞬间呆立在那里，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。看得出他很意外，也很痛苦，但他没有将这样的情绪传染给其他人。接受教训，重新开始。两个半月的加班加点，编校工作终于全部完成。

　　紧接着，开始寻找有能力、又能提供优惠条件的印刷厂印刷。经过几番权衡比较，终于在位于武昌东湖猴山附近的一家部队印刷厂谈好了印刷意向，他们不仅价格优惠，而且具备胶片印刷能力（当时绝大多数印刷厂只能用硫酸纸制版）。于是我的工作重点又转向与印刷厂的交道上。这家部队印刷厂虽然能承印各种杂志书籍，但这样大部头的工具书，印刷制版的经验明显不足，在杀青阶段居然出现奇偶页码眉头差错的大事故！为了节省成本，我们没有选择报废，而是用最原始的人工拼贴方法，将错误的眉头刮去，然后把打印好的硫酸纸贴上原位置上。整个过程耗时费工、苦不堪言。好在最后成书时，修补的痕迹并不碍眼。如此往返来回，到9月中旬，终于装订完成。这部凝聚大家心血的、厚达600页的年鉴终于问世了！

　　接下来就是去北京做首发宣传，计划定在10月初。李泽已经和在北京朋友取得联系，同时征得曾担任过中宣部部长张平化的同意，由他和中宣部打招呼，以中宣部的名义召集全国各省的精神文明办主任到京开会，为这部年鉴摇旗呐喊。我带上印好的征订单，只身前往北京。而李泽和夫人刘淑珍女士已经先期抵京，他们俩就下榻在位于复兴门的张平化寓居的四合院内。我到北京后，就忙不停地协同他做接站、安排与会者驻会下榻事宜，没有专车就租车。来自各省市宣传部的领导看到我们接站的车居然是出租车，不禁心生疑惑：你们这是中宣部派来的吗？

　　不管如何，中宣部的会议通知还是相当起作用的，几乎所有省份文明办的负责人都到会了。参会人员被集中安排在玉泉山宾馆下榻。入住后的第二天就要在这座宾馆的大会议厅召开《中国精神文明年鉴》第一辑首发宣传大会。会议召开前的那个晚上，当时炙手可热的李燕杰专程来到宾馆，为所有的与会者撰写条幅，我也有幸获得一幅“品若梅花香在骨，人如秋水玉为神”的条幅。

　　第二天，大会如期召开，当时的中宣部宣传局局长戴舟主持大会。中顾委中许多年已耄耋的委员居然在侍卫的搀扶下来到会场，我印象较为深刻的是王平，他进入和离开会场时双腿几乎是拖着地，在两个贴身秘书或侍卫的搀扶下完成的。精神状态比较好的，有刘志坚和荣高堂，其他的都垂垂老矣，几乎就是前来助声势罢了。

　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宋木文到会发言，他说，这本年鉴差错率极低，是一本质量很高，导向很正确的工具书……这令李泽和我倍感骄傲——8个月的努力终于得到认可。

　　在北京滞留一个半月后，宣传工作告一段落。但发行的实绩仍旧不容乐观，一些了解到年鉴背景的地方委办，不大情愿组织单位和部门订阅，于是李泽再度披挂上阵，凭着自己的公关能力，慢慢打开了局面。

　　李泽无法超越时代，他创办这一事业，理应由全国文明委组织实施，虽然是想官方所未想，但多少给官方带来了尴尬：这么浩繁重大的工程，竟是由一个退休的社会老人策划组织，他们成了配角。慢慢传来一种声音，权威部门要全面参与进来，而且，道理上说，地方来做全国性的课题，是不合适的。与此同时，在武汉的编辑部也出现了不和谐的气氛。从具体编务到财务，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矛盾。这种效应在一年过后开始逐渐明显起来，有些创业初期的老伙伴以各种各样的理由选择离开，我也于1994年9月离开年鉴编辑部。而实际上，从1993年开始，《中国精神文明年鉴》出版单位已由北京燕山出版社改为学习出版社了。

　　离开年鉴工作后，我和李泽依然保持密切的联系，但聚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。随后的10多年。《中国精神文明年鉴》已经更名为《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》，成了由中央文明办主管，中央文明办秘书局、学习出版社主办的权威工具书。虽然自此没再担任主编，但他一如既往地热衷各种社会活动，他似乎浑然忘记了自己已步入耄耋遐龄的行列。直到2010年年末，我在网上得到他的消息，却很令人感伤：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，他竟然以八旬高龄，冒着生命危险前往汶川，做“中国最高龄的志愿者”，不幸染上恶疾，返汉后不久就不治而逝。

　　李泽老一生都非常要强，是一位极富感召力的帅才。可惜生不逢时，年富力强时迭经各种运动，韶华付之阙如，直到晚年才得以实现自身的人生抱负，堪当成功。他当年的盛举，令我心悦诚服。我会永远怀念他。